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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济保持了9%以上的高速增长，但也造成了结构失衡。未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渐下降。而增长放缓时期的改革，与高速增长时期的改革，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本身并不能自动地带来经济结构的改善。相反，一旦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硬着陆”，可能引爆隐藏的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考虑各种基本面因素的变化，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出现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成功的实现了各项改革，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也不可能回到过去9%以上高速增长时代。 增长放缓时期改革的主要目标有可能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避免经济增长出现“硬着陆”，延长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时间，激发潜在的增长动力。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当前讨论得比较多的因素包括：一是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对外出口的市场环境明显恶化；二是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严重不足；三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50%。但投资的边际收益不断下降，从长期来看，中国不可能一直依靠投资支撑经济增长。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结构改革亦将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结构改革对宏观经济的主要影响是：相对于过去一段时期而言，未来中国的产出和就业增长会更低，物价增长速度更高。因此，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在遇到增长放缓和结构调整的问题时会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最好的政策组合是，宏观稳定配合竞争政策。 宏观稳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和物价稳定，主要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短期内宏观政策的适宜组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稳健的货币政策。从长期来看，投资比例的下降应该是渐进的，有助于经济的“软着陆”。从政府投资的方向来看，将更多的侧重于公共产品。提高对公共产品的投资不仅是为了稳定经济增长，而且是为了应对在增长放缓和结构性改革期间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 在转型时期要避免过快的货币扩张。与财政政策一样，未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单要看其总量和规模，更重要是要看其结构。尤其是，在结构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值得高度重视：一是如果结构性改革遇到较大的阻力，货币政策放松更容易导致资产价格的泡沫；二是过度的金融监管可能导致实体经济遇到更严重的融资问题；三是利率与汇率市场化改革应加快，而资本账户开放应放缓。汇率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因此进一步的汇率市场化改革，将有助于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是中国金融开放的一个长期目标，但在国内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尚存在扭曲、国际金融市场仍然动荡不安、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最终需要“退出”的复杂形势下，过快开放资本账户，尤其是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易引发潜在的金融危机。 而竞争政策更多的应该从微观着手，但应着眼于宏观的结果。在当前这样一个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结构改革尚在中途的时期，竞争政策应该是政策组合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改革仍然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竞争政策有两个领域必须突破： 一是进一步开放服务业。中国的服务业中发展最为滞后的，往往是政府过度管制甚至直接垄断的行业，比如，教育、医疗、金融、保险、交通、通讯等。发展服务业，首要的任务是打破垄断，鼓励竞争。通过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推动体制改革。二是进一步加快城市化。城市化有助于扩大国内市场规模，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助于通过规模收益降低交易成本、激发创新活动。 |
